回头路做法，则坚决的反对，并认为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道路，恢复经济再有两年时间就差不多了。

这一次，毛泽东将走集体路线还是走个体路线的最后决策权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并再次采取了旁敲他人（陈云、邓子恢、田家英，上次是旁敲邓子恢），侧击刘的办法，来表达他对刘的意见。当然，在私下的场合批评刘是不可避免的。例如，在游泳池里，毛泽东批评刘少奇：“你慌什么，怎么不顶住？我死了你怎么办？”

刘知道了毛的态度后，转弯很快，立即表态放弃包产到户，坚持集体道路。这样一来，二人的分歧虽然有过渡为公开冲突的趋势，但还是没有发展为公开冲突。可以看出，直到此时此刻，毛泽东对刘的治国理念虽然不满意，但为了党内团结，为了维护刘的威信始终刻意回避在公开的场合对刘的直接批评。

可以推测，毛认为既然三大改造已经实际完成，个体经济的生米煮成了集体经济的熟饭，那么刘即使坚持马克思的正统的“五步论”，要先发展资本主义，也没有可能了，唯一的选择就是面对既成的事实，克服困难，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。

　“三自一包”是及时雨，可以爽快一阵，但不解决根本问题。这为1978年以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证明。要解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，就必须走组织起来道路，任何其他捷径都是新瓶装旧酒。西方国家人口比较少，工业化完成后，农业从业人口更加少，农业高度机械化，可以用商业组织的方式，解决农业生产的组织问题。中国不同，农业人口密集，农业人口的工业转换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完成，而且中国是较多的农业就业人口，占据较少的土地资源，如果把农田分割为豆腐块，一人一亩三分田地，农民就将永远就成为这块田地的奴隶，并出现毛泽东预言过的两极分化，有钱的讨小老婆，无钱的生产也难以为继，高利贷者盘剥，干部腐化堕落的等情形（这一切现在都成为了现实，免农业税实际是为了维持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，稳定农村，缓解城市压力的引鸩止渴之法，远不是工业反哺农业那么简单的事）。显然，毛比刘看得更远、更深、更透彻，信念也比刘更坚定。

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。继续走集体主义道路，恢复经济没有用刘少奇的“经济内阁”预计的8年时间，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，到1964年，国民经济就全面恢复。毛泽东一贯相信人民，这一回他是又相信对了。中国其实有最好的老百姓，只要党的原则把握的好、党的决策正确，老百姓就会密切配合，显示出无穷力量。这次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就是一个证明。

值得特别关注的是，这次毛泽东没有像在大跃进中那样，先当甩手掌柜，后去收拾摊子并承担责任。这种情况下，刘即使不赞成毛的恢复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，也没有办法我行我素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首先是防止了浮夸风的错误再犯，其次是毛对刘的治国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这些认识被后来的“四清运动”进一步具体化，并最终导致二人分歧在党内公开化。

再来看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。

三大改造虽然短时间内顺利完成，但是“大跃进”出现“五风”作乱，在嗣后恢复国民经济中，出现“三自一包”思潮。这些在毛泽东头脑里已经清晰勾勒出一幅轮廓：社会主义的基础远没有牢固，党的干部社会主义意识淡薄，党的高层动摇不定。于是，为了普及社会主义的认识，夯实社会主义基础，统一党内认识，解决高层的摇摆，毛泽东决定发起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最早也叫“四清运动”。

在运动中，刘少奇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问题看得比较悲观，认为“四不清”干部太多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解决干部“四不清”问题。毛泽东则认为，清是要清，多是不多。并明确反对搞得太多，觉得没有那么多地主、富农、国民党、反革命、和平演变分子，要是划出百分之十几、二十，全国7亿人，20% 就是一亿四。那就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。毛泽东还说，王光美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，贪污超过千元的只有4个人，没有第五个嘛（见《毛泽东传1949-1976》）。更为严重的分歧，表现在如何确定运动的方向。毛泽东心目中的“四清”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而刘少奇的“四清”是清理基层“四不清”干部的运动。毛主席毛主席